問道中國出版業

字號: 理論讀本  2019-05-09 11:21 來源:光明日報

 

  認真回顧、不斷總結、善於思考是一個人在不斷探索中健康前行的保障。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柳斌杰署長在給我的文集《出版問道十五年》(2010年)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出版業是人民精神文化的蒐集、整理、加工、傳播行業,需要知識和智慧。做好出版工作需要思考。讀了吳培華總編輯《出版問道十五年》的書稿,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作者勤于思考、善於思考的精神。因為一個人經常用心去思考的工作,一定是自己十分熱愛的工作。在任何領域,任何行業,任何崗位,只有你對自己的工作熱愛了,用心了,你才會經常去思考它,思考它的發展,思考它的規律,思考它的問題。所以,勤於探素,善於思考,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做出版傳媒工作尤其要提倡這種可貴的精神。”探索前行是面向未來,需要研究未知的困難與問題,這就是思考;總結梳理是為了校正前行的方向,需要回顧走過的路、做過的事,這就是反思。我想“新時期出版人改革親歷叢書”的組織者也許正就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策劃了這樣一個無論對於作者本人,還是對於中國的出版業都具有非一般價值的選題,我也是基於這樣的思考,在通讀自己7000多篇工作日誌和近400萬字的工作筆記的基礎上,完成了我的這部書稿。

  敢於反思、善於反思也是一種文化自信。我以為,小至個人,大至國家,我們不應該回避自己的問題,因為能夠正視自己的問題才是充滿信心的表現,因為只有看到了自己的問題才有瞭解決問題的前提,才是跨出瞭解決問題的第一步。跨入出版行業二三十年,我一直是抱着這樣的心態對待自己,對待自己的出版工作。可以説,從業以來,求教、調查、思考、探索、積累、反思始終貫穿了我的職業生涯——我的出版人職業生涯,無論是從事出版實務,還是出版教育、出版理論研究,持續的思考實踐,探索問道,問中國出版業之“道”,是我孜孜以求的。

  所謂反思,不僅是在時間上,是對以往的回顧,對過去的總結,更是指選擇的不同角度,甚至是逆向思考。我們不能老是迷戀在自己過去的業績、昔日的輝煌上,記得我在20年前曾經寫過一篇文字,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原因不是因為我的文章寫得怎樣,而是在舉國上下各行各業都在大談輝煌成就之際,我來了一篇《世紀回眸:我們更應該看到些什麼——中國圖書業問題探究》,在文中我極其尖鋭地指出:“世紀之交,回眸已經逐漸遠去的20世紀,我們圖書出版界應該看到些什麼,應該去想些什麼,任何學科研討注重的只能是問題。津津樂道於過去的繁榮(且不談這種繁榮的程度如何)是沒有出路的,成就只能代表過去,問題卻關係着明天,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甚至我在當時對於我國圖書出版業的現狀,竟然用了以下三句話來概括:“所謂的繁榮掩蓋了泡沫現象,利潤的增長掩蓋了結構失衡,政策的保護掩蓋了潛在危機。”今天回頭想想,我也真的有點佩服自己當時竟有這樣的勇氣!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的出版問道正式“啓動”了。在這20多年中,我有對自己出版工作的反思,從市場營銷、出版規範,到編輯基本功、隊伍培養,從職業道德、打擊盜版,到發展規劃、精品出版,邊幹邊思考,邊幹邊問道,那幾十本工作日誌和工作筆記就是忠實的見證人;有對整個出版業乃至書業的反思,市場營銷、編輯出版、出版教育、出版理論研究,幾乎涉及了出版領域的各個方面。這次在回顧寫作過程中,我發現了一條清晰的軌跡。

  我的出版問道20多年,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對出版大勢和市場發展態勢的觀察,這是我初涉出版領域的時期,也是當時分管市場營銷的責任所致;第二階段則主要是對大學出版的發展和編輯工作的探討分析,這主要是我就任總編輯後視角的轉移;第三階段則是對出版業進一步熟悉以後對出版業進入轉企改制引發了我的系列思考;第四階段則是對風起雲湧的數字出版浪潮下的傳統出版發展的思考。今天回過頭來看我所經歷的軌跡,原來是這樣的清晰。然而,不管在什麼階段,別人一哄而上、蜂擁而來時,我卻喜歡停下觀看、把玩品賞;別人眾説紛紜、人云亦云時,我總喜歡換個角度、轉換視角思考,留下的文字也因此總是有些不入調,或許另類,但那卻是真實的我,真實的思考。譬如,我認為,非出版界人士,要入行任出版社的掌門,沒有三年的全身心投入是沒有發言權的;第一個發出了民營書店“二渠道”的歧視性稱呼應該取消的呼籲;批評了各省集團化建設中強化了地區封鎖、加強了地方保護的弊端;批評了原來以上碼洋為口碑的北京圖書訂貨會在慢慢變味的現狀;指出把兩個效益人為地結合起來是個偽命題,一部好作品,兩個效益應該是統一的,並指出了兩個效益統一的評判標準應該是出版物的文化品位;針對部分出版社變相買賣書號現象加劇,我發出呼籲,要“警惕中國出版業空殼化現象”,並建議應該化堵為疏,指出出版的“二渠道”現象應該引起重視;在上市問題上,我提出中國出版業應該對“上市熱”進行冷思考;針對品種規模激增,低水平重複嚴重,我在2008年提出了“書比人長壽,應該是每一個編輯,每一個出版人矢志不移的追求”;關於轉企改制,我認為對出版社的改革,尤其對大學出版社的改革,不應該實行“一刀切”的政策,應該實行“分類管理、分類指導”的方針;對於總編輯工作,我直接提出了“不瞭解市場的總編輯不是一個稱職的總編輯”的觀點;對於出版物質量的嚴重下滑,我接連發表了《老調還須重彈》《編輯職責“後移”的現象應該引起重視》兩篇文章;編輯出版學界與業界的矛盾長期存在,我呼籲編輯出版學界與業界需要的是共謀發展;對於“互聯網+”的新概念,我在全國性的論壇上提出了對於我們傳統出版來説,應該是“+互聯網”,而不是“互聯網+”,同時連續發表了“三論”。可以説,對於出版業與出版工作的思考、探索貫穿了我的出版人職業生涯。

  兩年前,“叢書”編委會來向我約稿,我自然知道這類回憶性的文字並不好寫,但是基於我有翔實的文字記載作為資料支撐,同時自己也已經確定了隱退的時間表,也可以給自己的職業生涯做個總結了,於是我痛快地答應了。我經常戲謔自己:自己已經進入了一個虛心不會進步,驕傲也不會落後了的境界,去反思反思自己職業生涯的足跡,一是也算對自己的出版人職業經歷有個比較系統的回顧,對自己有一個自我的評價批判;二是可以留下某些可能,也算是比較珍貴的史料,為研究者和我們的後來者對當代出版研究提供些歷史資料;三是從我們的足跡審視中,可以為我們的出版新人留下某些啓示、教訓。“叢書”出版之時,正是出版改革40週年之際,也算是正逢其時。

  (作者:原清華大學出版社總編輯)

法律聲明:本站中使用的部分圖片、文字、視頻、音頻、鏈接等內容轉載來源於互聯網,目的為傳遞信息、服務大眾,如涉及侵權,請著作權所有人及時告知,網站工作人員將在24小時內移除相關爭議內容。

[責任編輯:薛璧瑩]
下一篇